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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歌苓说:“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。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。就是那种边缘的、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。因为无论怎样,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。在学习的过程中,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,或者说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导致他们的文化优越感。而且当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,祖国的人们在我缺席的20年里,发展了语言,改变了生活方式,改变了社会。总的来说,改变非常大。所以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。”
“中国移民海外的人大多数是因为大环境,不用说,人在一个灾难重重的大环境里,不可能愉快。其他民族移民,多数也是大环境逼迫,宗教和政治都是大环境的一部分。当时我去海外求学,跟我个人感情上的变迁有关系,渴望一个新生活的开始。任何寄居他国的人都不可能彻底满足,下意识里都会跟收容一方的国家保持着继父继母与继子的关系,永远摆脱不了一种紧张感。”严歌苓说,“纳博科夫离开了俄国之后,一生都无法置地买房,因为他觉得任何一处房产比起他童年生活的房子,都不再有家的含义,所以住在哪里都是旅馆,花钱置地买房也买的是旅馆。”
大上海、小世界生存与信仰,忠诚与背弃,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,都在其中。“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,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。上海当时各国的租界里,各自执行各国的法律,在一个租界犯法,另一个租界管不着。也有很多人在本国犯了法,逃到上海的。还有在本国守法,可到了上海发现大部分人都打法律擦边球,所以也跟着变坏了。”一方面是淘金宝地上的各类冒险家,另一方面则是在混乱战争中过着自己小日子的市民,严歌苓说,“上海就是那么个地方,无论什么大事情发生,上海人还是要过上海日子的。那时候的上海人对各种族的殖民者都不信赖,都保持警觉和独立,对他们侧目而视,却也能保持表面和平的共存。”
严歌苓说:“爱难道不应该是这样不顾一切的吗?尤其是年轻的爱人之间的爱情。英文说Love is blind.(爱是盲目的),有一定的道理。起码在热恋的时候,年轻的恋人可以不顾后果。只要年轻,什么都做得起,冒得起险,摔得起跤,丢失生命似乎也丢失的起。”然而,她也慨叹在现在这个物质时代,也难得有如此纯粹的爱情,“罗密欧与朱丽叶、梁山伯与祝英台也都是因为年轻使爱情超越了生命,才会给我们今天不敢为爱情冒险的男人女人留下美好的传说,让我们精神上过把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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